最壞的時代，更要找到最好的開始

這篇是今天晚上從台北回來之後，在FB上看到的文章。
4年前由Cheers雜誌寫的，但是感覺4年後的大環境還是一樣沒有變得比較好。

從台北坐車回來的時候，一直在想關於工作的事。
不由得又開始感到心煩。
如同文章開頭所說的，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：「悶」

但為什麼一直感到不安呢？ 自己也說不太上來。
除了對未來感到茫然、「工作生存」大於「自我實現」的痛苦之外
大概也是因為在碌碌無為的工作中，替自己的競爭力一點一滴地流失，感到憂心吧。

我喜歡文章結尾的那句話，也將這句話加到我的格言錄中。
最壞的時代，更要找到最好的開始

---

韓國BMW世代vs台灣悶世代

作者：盧智芳 　出處：Cheers 68期 2006/05
引用自：http://www.cw.com.tw/article/index.jsp?page=1&id=36769

最近韓國人出現了一群BMW世代？並不是指他們很有錢開起BMW？而是一群新的通勤方式，BMW一詞，指的是靠騎腳踏車（Bicycle）、搭乘捷運（Metro）或走路（Walking）來通勤的人。若BMW是來形容韓國職場概況，那麼台灣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：「悶」。面對不斷緊縮的就業市場，高學歷未必能保有飯碗。面臨了「教育與就業」、「就業與生活」、「機會與能力」三者間形成的落差，如果不能時時具備敏銳的自覺，很容易掉進這3個斷層中，因為不理想的人生而覺得更悶。
 

---

原文刊登於Cheers雜誌2006年5月，68期。

這是1個5年級生過來人的故事。
1個市場魚販的小孩，買下台北黃金地段100坪的房子。
39歲的奧圖碼科技亞洲區總經理郭特利最近在台北市逸仙路買下100坪的新居，價格約4千多萬。成交當晚，他回到家，與太太坐在窗邊閒聊，「覺得好感動，很有滿足感，」隔天接受採訪，他仍帶著興奮語氣說，「從來沒想過有機會能住100坪大的房子。」
奮鬥15年，這一刻是郭特利重要的人生里程碑。

1990年，交通大學運輸管理系畢業的郭特利，北上台北工作。他租的住處在大安國宅，房間只有2坪大。第1份工作是在日商夏普公司，賣顯示器零組件給下游供應商，當時顯示器產業用的還是黑白STN技術，整個產業正要起飛。

對郭特利後來影響最深遠的事件，發生在9個月之後。當時對工作有些低潮的他，起了逃避的心情，決定辭職到美國念書。
他不敢在上班時間明說，還特別選了主管假日值班的時候來報告。見到郭特利心虛的神情，他的直屬上司胡宏明忍不住嚴厲地質問：「你要去做什麼？你的所學適用哪些產業？你的5年計劃到底是什麼？」
「沒有一個回答得出來，」郭特利回想，這段震撼教育使他立志：「從今天起，每件事我都要有計劃。」
他仍然決定到美國攻讀MBA，不過只花了1年3個月就讀完，下飛機第2天就到台灣飛利浦上班。28歲當上部門經理，最忙碌時兼過3個部門主管。

在飛利浦，他7年中被拔擢6次，每年幾乎加薪25％。一直到他被中強光電董事長張威儀延攬，重新打造旗下投影機品牌“Optoma”，創造出每年300％的成長率，終於衝上事業高峰。

郭特利強烈的鬥志，很大部份來自於從小跟著父親在台中市場賣魚，1年只休假2天，就是大年初一與中元普渡隔日，早就習慣吃苦。他的老長官、現任台灣飛利浦總裁莊鈞源曾對他說：「你現在可以比別人好，就是因為你童年過得比人家辛苦。」

倒吃甘蔗vs.先甜後苦

20年前畢業的5年級生，今天已經成為社會中堅，扮演各行各業的的管理者。他們的人生如同倒吃甘蔗，小時候和父母一起刻苦、節儉，連帶習慣在工作中扮演相對來說沉默、認分、務實、奮鬥的角色。那個年代，平均失業率只有2％。即使不是名門貴族，只要順利跳進起飛中的產業，惦惦打拼，通常努力都會得到回收。這也是多數5年級生對工作、自我的期許。如同郭特利的傳神說法：「箭頭對準月亮，至少射得到老鷹。」

但是今天的年輕人不一樣。他們的父母創造了台灣國民所得1萬美元，他們從小跟著父母上館子、坐汽車、出國玩。可是等到他們出社會，面對的大環境，卻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：「悶」。

什麼樣的時代，讓大學生一畢業就負債50萬？
悶，因為還沒賺錢，就先負債。教育部統計指出，高中職以上申貸助學貸款人數去年突破70萬人次，比起民國83年時成長17倍。若以私立大學1學期收費約5萬多元計算，4年下來，1個年輕人負債接近50萬。

而且這個族群，是大學生的主流。民國85學年度，國立與私立大學生人數大約是1：1.45，到94學年度，比例拉高成1：2.8。大學生中7成都落在私立大學。
教育成本不斷拉高，民國91年開始，學雜費指數已經超越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成長速度。
同時間，大學生暴增。民國83年時，大學聯考1年總錄取約5萬5千人；但到民國91年，聯招加上甄試入學，1年製造的大學生已超過10萬人。
 
不念大學，覺得連進社會的參賽資格都沒有；念了大學，卻更多人跳腳：「繳了50萬學費，結果畢業即負債？」

不僅如此，辛辛苦苦念完大學，要面對的不是從前理所當然的「光明前程」，反而是大學文憑的迅速跌價，反映在社會新鮮人起薪，10年不變。

什麼樣的時代，讓社會新鮮人的起薪，10年來都是2萬5千元，居亞洲四小龍之末？

今年另一個令人無法忽視的現象，是台灣就業市場的新鮮人起薪，即使透過匯率、物價、國情等各種因素調整，在亞洲四小龍中仍然掛上車尾。

亞洲四小龍中，韓國去年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（含每月紅利）折合新台幣約6萬2千元；而香港去年大學畢業生起薪折合新台幣為4萬3千元；新加坡去年大學畢業生起薪折合新台幣亦約4萬5千元。（見圖表）

近2年，當鄰近的日本、韓國、香港大學畢業生步入就業市場時，對前景充滿期待，台灣呢？根據主計處的統計，前年國內經濟成長達5.7％，但是仍有88％的企業沒有任何調薪動作。

台灣社會新鮮人平均起薪，10年來都維持在2萬6千元上下，即使物價上漲、教育成本墊高，薪資水準依然紋風不動。
薪資水準停滯不前，幾乎是所有上班族一致的痛苦，可是對甫出校門的新鮮人來說，帶著債務迎接低薪，卻無異宣告更早進入財務惡化、感受「貧窮」的人生。

就讀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四年級的吳星螢，對電影熱情滿滿，立志當個電影人。所以她不僅用助學貸款念電影系，畢業製作更大手筆地找廠商贊助外加自己借錢，拍攝1部百萬預算、以台灣蝴蝶蘭為主題的劇情片。

但她的理想與現實間就要出現很大的衝突。「畢業後就開始還債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還完，」她說。而且，「我要確保一份有穩定薪水的工作，才能還債，可是那並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」作為一個企求自由創作的電影工作者，她用「恐怖」2個字形容。
 
吳星螢的男友身上也背著助學貸款，2個人加起來接近百萬。她當然更沒有把握，35歲以前，能不能還清這筆錢，更沒有辦法去想兩個人什麼時候可以結婚、可以買房子、可以生小孩？

當世界變成平的，全球化效應發揮淋漓盡致，最終結果就是造成就業版圖重整，工作消失與新生的速度幾乎是過去10倍數的翻轉。

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佳和分析，製造業的基層勞動，迅速被大陸勞工接手；在地服務業與高附加價值的科技產業，為了因應競爭，不是拼命壓低成本、縮減人力，要不就是釋出對象集中於「非典型」工作，例如約聘、外包、部份工時。「青年勞動者必須決定自己要往哪裡去，但不管往哪裡去，都會產生某種困局。」他指出。

舊的機會迅速減少，不過，對於那些崛起中的工作，年輕人也未必抓得到。這點使人更悶。

什麼樣的年代，老師不教、老闆不愛，菜鳥想快飛，只能靠自強？
以「國際化」這個關鍵字來說，固然終結不少傳統職業的壽命，但也帶動更多需要國際觀、國際運作能力的人力需求。這本來應該是新世代的強項，因為不論語言、資訊接收管道，今天的世代都比10年前更好、更多。

但年輕人卻面臨老師不教、企業不愛的狀況。一方面，高等教育缺乏長遠規劃，大學教育品質走下坡，尤其是許多新設學校缺乏監督、評量機制，反而讓大學生素質一落千丈，把這項時代特質變得黯淡。大學教授面對從大學後段班學生的素質，接受採訪時，經常是驚訝得不得了，表示他們可能無法直接教授大學課程，要回過頭補高中基礎課程。

企業的教育訓練偏低，也讓台灣上班族一切靠自己。台灣產業受限於中小企業的規模，無力投注大量資源培育人才；現在則是在競爭壓力下，過度重視「ROI」（投資報酬率），沒時間等待新人成熟，最好一來就能作戰。

在台灣116萬家企業中，中小企業佔比高達97.8％，就業人口涵蓋77％（約770萬人）。這些200人以下的公司，不到30％有人才培訓制度，更超過75％沒有鼓勵員工進修方案。相較於日、韓以大型企業為主，對人員進用與訓練制度化程度較高，台灣的中小企業基於成本考慮，卻很少投入資源、培訓新進員工。這個世代的「悶」，是因為同時面臨了教育與就業、就業與生活、機會與能力三者間形成的落差。

如果個人不是時時具備敏銳的自覺，很容易掉進這3個斷層中，因為不理想的人生而覺得更「悶」。除了「悶」以外，還可以做什麼？

除了悶以外

從過來人的觀點，郭特利認為，他的生涯從業務走到品牌打造，多少反映出台灣企業經營走向的轉變。他很肯定，未來，後者將是7年級生的天下。

「現有產業架構中的機會，可能比我們少，但他們比我們更有希望去找尋未來的機會，」郭特利認為。他的看法是，問題在年輕人反而缺乏這種意識：「有多少人認真看社會要什麼專長，自己又少了什麼？」

「問問自己，你1年讀多少書？為什麼大家會有這種幻覺，覺得自己大學畢業就夠了呢？」前陣子，為了能開拓韓國市場，直接與韓國客戶溝通，郭特利特地跑去學韓文。「找尋機會的方式不同，抓住機會的專業在改變。」他說。「台灣每年有那麼多新公司，看你是坐等機會上門，還是主動去找機會？」

即使個人能努力突圍，但從國家社會的角度，這3大裂痕若繼續擴大，確實令人憂心。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佳和舉出他的「80╱20」原則，以後的社會，「20％是社會認為有價值的人，80％沒有價值。如果大多數人都不知不覺地走到80％，那這群人該怎麼辦？」

教育與就業政策的全盤檢視，重新配套，是唯一系統化的解決之道。

4月份的一個週二下午，在台北市非政府組織（NGO）會館演講廳，有一場座談會正在舉行，題目就叫做「青年貧窮」座談會。

台上的與會代表就所有青年人困境紛紛發表意見，或許因為氣氛太沉重，結束後，會場一時陷入沉默。突然有位中年人站起身來，先介紹自己是「4年級生」，從事金融投資業，然後發言：「現在如果叫『青』貧的話，我們那時候應該叫『赤』貧，」一陣哄堂大笑聲中，他不疾不徐繼續說完最後一句話：「最壞的時代，更要找到最好的開始。」

這是4年級生的信仰，相信也同樣適用於人生正要如旭日東升的新世代。